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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2026年国企改革深化提升行动进入收官阶段,人效提升已不再只是经营改善议题,而是与编制管控、工资总额、干部管理、用工合规深度交织的系统工程。本文面向国企央企管理者、HR负责人和改革推进部门,回答“国企人效怎么提”这一现实问题,重点拆解三重约束的形成机制,以及如何通过编制转型、指标量化、合规内嵌与系统统筹,实现编制有据、效能可量、合规可控。
2026年这一时间节点,使国企央企的人效议题具备了更强的现实紧迫性。一方面,国资监管持续强调以高质量发展为导向的经营考核,净资产收益率、全员劳动生产率等指标与组织效率、人力配置质量直接相关;另一方面,工资总额预算管理、干部管理规范、用工审查要求也在同步收紧。由此带来的管理现实非常明确:企业不能再用粗放增员来覆盖组织能力短板,也不能用简单压员来替代人效提升,更不能在改革推进中绕开合规边界。
从组织经济学视角看,国企人效提升长期受制于一个典型的三元张力:编制具有刚性,效能需要弹性,合规存在边界。三者分别对应资源上限、经营目标与制度底线。问题不在于是否要兼顾,而在于如何把三者从彼此掣肘,转化为彼此支撑。本文试图回答的正是这个关键问题:在编制、效能、合规三重约束下,国企央企应如何找到动态平衡点,并将其转化为可执行的管理机制。
一、三重约束——国企人效提升的现实困境与深层逻辑
国企人效提升难,难点不在单一政策要求,而在多重约束叠加后的结构性张力。真正需要识别的,不是某一个环节是否有问题,而是编制、合规、效能三条逻辑链条为何经常在实践中相互冲撞。
1. 编制管控的刚性约束:行政逻辑与业务需求之间的张力
很多国企央企在编制管理上,仍然带有明显的行政分配色彩。编制往往按历史口径沉淀,按年度预算安排,按层级逐级审批。这种机制在稳定业务环境中具有可控性,但当企业进入产业升级、新业务拓展、区域布局调整阶段,编制就容易从资源配置工具异化为响应障碍。
最常见的矛盾,是“总量受限”与“结构失衡”同时存在。一些单位表面上编制并不宽松,甚至已接近上限,但深入看会发现,成熟板块可能存在岗位冗余,新业务和关键岗位却长期缺编。换言之,问题未必是人太多,而可能是人没有配置在最能创造价值的位置。这也是为什么单纯以压缩总量来定义人效提升,往往会导致业务响应能力下降,反而削弱整体效能。
从实践看,编制刚性的另一层影响在于决策周期过长。业务部门提出增员需求,常常要经过预算、编制、组织、审批等多重环节,等人员真正到位时,业务机会窗口可能已经变化。对于市场化程度较高的板块,这种迟滞会直接转化为经营损失。因此,编制管理如果停留在静态控制层面,最终约束的可能不是人员规模,而是组织弹性。
2. 合规要求的底线约束:多层规则叠加下的人力管理边界
与一般企业相比,国企央企的人力资源管理具有更强的制度环境约束。其合规要求并不局限于劳动法意义上的用工合法,还包括国资监管、工资总额预算、干部选拔任用、任职回避、审计追溯等多重规则。因此,任何人效优化动作,只要涉及人员结构、薪酬调整、岗位流动和管理者任免,就天然处于复合合规框架之内。
在具体实践中,三类问题最为集中:一是用工形式边界不清,比如劳务派遣、外包、灵活用工之间界限模糊,容易在降本诉求下埋下风险;二是薪酬分配优化触及工资总额约束、津补贴规范和内部公平性问题;三是干部管理涉及程序正义与制度留痕,若以效率为由简化流程,后续审计和巡视中往往风险较高。
表格1:国企人效提升中的三大合规焦点对比
| 合规焦点 | 具体要求 | 常见风险点 | 监管关注方向 |
|---|---|---|---|
| 用工形式合规 | 区分正式用工、劳务派遣、业务外包等边界,审查使用比例与业务真实性 | 以外包替代实质用工、派遣使用不规范、用工主体责任不清 | 用工关系真实性、派遣比例、外包合规性 |
| 薪酬合规 | 纳入工资总额预算管理,规范津补贴、绩效分配和同岗同责下的分配秩序 | 超预算发放、项目化变相增薪、内部分配失衡 | 工资总额执行、收入分配规范、薪酬透明度 |
| 干部管理合规 | 严格履行选拔任用程序、任职回避、任期制与契约化管理等要求 | 程序缺失、任职资格审核不严、退出安排不合规 | 干部任用程序、任职回避、管理留痕 |
这类约束的本质,不是给改革设置障碍,而是要求企业把人效提升从“结果导向”升级为“过程可审计、决策可解释、动作可追溯”的治理工程。也就是说,合规不是最后一道签字,而应成为方案设计时的前置条件。
3. 效能提升的弹性空间:不是简单减人,而是重组价值创造方式
在编制和合规双重刚性下,国企人效并不意味着只能做缩减动作。真正具有可持续性的提升,通常来自三类路径叠加:结构优化、能力提升、技术替代。这意味着,人效提升的对象不是“人数”本身,而是组织的价值创造方式。
例如,部分单位的问题不是绝对冗员,而是组织层级过多、职责交叉、审批链条冗长,导致同样的人力投入产出效率偏低。此时,人效提升更适合从组织瘦身、岗位重组和流程再造入手。又如,一些关键岗位人手并不少,但能力匹配度不高,培训投入与业务结果脱节,那么能力升级比简单扩编更能解决问题。再如,大量事务性、重复性工作本可以通过RPA、数据平台和AI辅助来替代,如果仍然依赖人工堆积,人效自然难以改善。
因此,国企人效提升不应理解为“减人增效”的单一路线,而应理解为在制度边界内重塑人力资本配置效率。只要方法得当,三重约束并非零和关系,而可以逐步转向动态统筹。
二、编制有据——从行政管控到效能驱动的编制管理转型
如果编制仍按历史惯性分配,人效提升就很容易陷入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编制管理要真正服务改革,关键是把配置依据从“名额逻辑”转向“价值逻辑”。
图表1:编制管理转型逻辑结构图

1. 编制效能评估模型构建:让编制配置与价值产出建立连接
编制改革的第一步,不是减少名额,而是建立判断标准。没有标准,编制管理就会回到经验拍板和部门博弈。一个相对可行的思路,是构建“编制—产出”关联分析框架,用业务结果、岗位价值和组织阶段共同定义编制合理性。
在指标层面,可以围绕人均营收、人均利润、单位编制业务贡献率、关键岗位人效产出等维度展开,但更重要的是分层分类使用,而不是简单横向比较。例如,承担战略孵化任务的新业务团队,短期人均产出未必高,却可能对未来增长具有前置价值;而成熟业务板块则更适合以稳定产出和持续优化作为主要评价基准。也就是说,编制评估不能只有财务结果,还要看业务属性、发展阶段与岗位关键性。
因此,有必要将编制至少区分为两类:战略编制与运营编制。前者服务新业务、关键人才、转型项目和核心能力建设,容忍阶段性低产出但要求目标清晰;后者服务成熟运营和常规职能,更强调效率、饱和度和替代性。只有将两类编制分开管理,企业才能避免一刀切压缩,或者以战略之名长期低效占编。
2. 编制动态调整机制:从年度定额走向持续调配
即便评估模型建立起来,如果编制仍只能按年度做一次性调整,管理效果依然有限。因为业务节奏越来越快,人员配置如果不能跟着业务变化流动,编制就会形成新的沉没成本。更有效的做法,是建立集团层面的编制“蓄水池”与“周转池”机制。
所谓蓄水池,是把部分新增、回收、预留编制纳入集团统一资源池,用于承接跨单位、跨板块、跨阶段的临时配置需求;所谓周转池,则强调按使用绩效进行动态回收和再分配。比如,对长期低使用率、低产出支撑度的编制设置阈值,一旦低于阈值并持续一定周期,就进入复核、回收或重配流程。这样做的关键价值,不在于压减,而在于避免编制“固化占有”。
这一机制的适用前提,是集团具备较强的总部统筹能力和统一的人力规则。如果企业本身高度分散、业务差异极大,又缺乏统一口径,硬推周转池可能引发新的摩擦。因此,动态机制不能脱离治理基础,需要与业务单元授权机制、岗位标准体系和审批权限设计一并推进。
3. 数字化编制管控落地:让定岗定编从静态台账变成动态监测
编制管理要从行政管控转向效能驱动,离不开数字化承接。很多企业的问题不是没有台账,而是台账只记录“有没有人”,无法说明“这些人配置得值不值、是否匹配业务、是否存在超编风险”。因此,编制数字化的重点不是把纸面表格搬进系统,而是让系统具备持续分析和预警能力。
具体来说,HR系统至少应支持几类场景:编制台账实时可视、岗位与编制映射管理、超编预警、编制使用率监测、跨单位调配记录、历史变化追踪,以及基于历史数据和行业基准的优化模拟。只有这样,管理者才能从“知晓现状”进一步走到“判断合理性”和“预测后果”。

在实践中,这类系统价值还体现在决策语言的改变。过去编制申请往往依赖文字说明和层层沟通,现在则可以基于编制饱和度、岗位价值、业务增量、历史产出等信息进行量化论证。对集团总部而言,这意味着编制审批从主观判断转向证据驱动;对下属单位而言,也意味着争取资源不再主要依赖行政协调,而要依赖产出逻辑。编制不再是分蛋糕,而是按价值重新配资源。
三、效能可量——构建国企人效指标体系与提升路径
如果说编制解决的是“人放在哪里”的问题,那么人效解决的是“这些人是否真正创造了应有价值”的问题。没有一套可追踪、可比较、可下钻的指标体系,人效提升就容易停留在口号层面。
1. 国企人效指标体系设计:从财务结果到过程能力的三层架构
国企人效指标不能只看一个数字。原因很简单:单一指标既难以解释问题,也容易诱导短期行为。更合理的方式,是建立财务层、运营层、过程层三层架构,使指标既能对接经营考核,也能支持组织诊断。
表格2:国企人效指标体系三层架构设计
| 指标层级 | 指标名称 | 计算口径 | 对标方向 |
|---|---|---|---|
| 财务层 | 人均营收 | 营业收入/期内平均人数 | 行业同类企业、内部板块 |
| 财务层 | 人均利润 | 利润总额或经营利润/期内平均人数 | 行业标杆、业务成熟度 |
| 财务层 | 人力资本投资回报率 | 人力投入与经营回报的关联分析 | 投入产出效率、资本约束 |
| 运营层 | 单位人效产出 | 结合产量、项目数、客户数等业务指标测算 | 业务条线、区域单位 |
| 运营层 | 关键岗位人效 | 关键岗位对收入、交付、创新等贡献度 | 岗位族群、关键人才群 |
| 运营层 | 组织人效指数 | 组织层级、管理幅度、协同效率等综合指标 | 组织形态优化前后 |
| 过程层 | 培训转化率 | 培训后能力与业绩改善关联情况 | 培训有效性 |
| 过程层 | 人才流动率 | 核心岗位、关键群体流动情况 | 组织稳定性与活力 |
| 过程层 | 核心人才留存率 | 关键人才保留情况 | 人才保有与激励效果 |
这套架构的价值在于,可以与国资监管中强调的经营效率要求进行衔接。财务层回答“结果如何”,运营层回答“效率发生在哪些环节”,过程层回答“能力是否具备持续改善基础”。对于管理者来说,这种多层设计比单纯看全员劳动生产率更有操作意义,因为它能够支持问题定位,而不仅仅是结果汇报。
2. 人效差距诊断与根因分析:不是先下结论,而是逐层下钻
当企业提出“国企人效怎么提”时,真正需要避免的是先验式判断。因为同样是人效偏低,根因可能完全不同。有人是编制结构失衡,有人是能力结构断层,有人则是流程冗长、层级过多。解决路径如果不对应根因,改革动作越大,偏差可能越大。
较为稳妥的诊断路径是三层下钻:先做行业对标,判断本企业与同类型、同规模、同业务结构企业之间的差距;再做内部对标,识别不同板块、区域、单位之间的差异;最后做岗位对标,明确问题究竟集中在哪类岗位、哪类组织单元、哪一段流程。这个过程像剥洋葱,不能在第一层就直接下药。
在根因识别上,通常会遇到三类情形。第一类是编制结构问题,表现为一般岗位饱和度不足、关键岗位长期紧缺;第二类是能力结构问题,表现为人岗不匹配、培训无效、关键能力缺口明显;第三类是流程效率问题,表现为跨部门协调成本高、审批链条长、管理层级多。三类问题的治理逻辑完全不同,因此数据诊断必须服务于行动选择,而不是停留在看板展示。
3. 人效提升的组合路径:结构优化、能力提升、技术替代并行
在人效提升路径上,最值得警惕的是单一路径依赖。只做结构优化,可能在短期见效,但容易透支组织稳定性;只做培训提升,可能投入很多但转化缓慢;只做技术替代,又可能因为流程和岗位关系未重构而效果有限。因此,更现实的路径应是三条主线并行。
首先是结构优化。重点包括组织扁平化、管理层级压缩、职能整合、岗位合并重组。其目标不是削弱管理,而是降低组织摩擦,让决策链和执行链更短。其次是能力提升。关键在于围绕业务真正需要的能力做精准培训、干部梯队建设和绩效牵引,而不是泛化培养。再次是技术替代。对规则清晰、重复频繁、数据标准化程度较高的工作,可优先引入RPA、智能报表、AI辅助决策等工具,以释放人力从事更高价值工作。
这三条路径中,技术替代并不是万能解法。它更适用于流程成熟、规则稳定的事务场景;如果业务本身高度依赖复杂判断、外部关系协调或创新探索,技术只能辅助而不能替代。因此,人效提升的本质从来不是“减人”,而是把有限的人力资源放到更高价值的任务上,形成价值增量而非人数缩减。
四、合规可控——将合规要求内嵌为人效提升的保障机制
很多企业在推进人效改革时,把合规当作最后一道审查关口,结果往往是方案设计完成后才发现无法落地。更有效的做法,是从一开始就把合规嵌入设计环节,让它成为方案质量的一部分。
1. 人效优化中的三大合规风险区:风险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动作触发的
国企人效改革中的合规风险,往往集中在三个高频领域。第一是用工形式。企业为了控制成本或提升灵活性,可能扩大劳务派遣、外包和项目制用工的使用,但如果没有清晰边界,就容易出现“名为外包、实为用工”的问题,进而引发劳动争议和审计风险。第二是薪酬分配。绩效导向增强后,若缺乏工资总额预算约束和分配规则校验,超预算、变相发放、内部失衡等问题容易出现。第三是干部管理。组织优化、岗位压缩、任期制和契约化推进过程中,只要程序不足、资格审查不到位或退出安排失范,后续风险就很难完全消化。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风险并不只在“出问题时”才存在,而是在人效优化方案形成之初就已经埋下。也就是说,风险管理不是对结果打补丁,而是对方案本身做结构修正。
2. 合规内控与人效提升的协同设计:把审查前置到方案形成阶段
真正成熟的人效治理,往往不是人力部门单独推进,而是组织、法务、纪检、财务、审计等多方协同。因为编制调整不只是人数变化,它可能牵涉岗位职责重划、用工形式转换、薪酬结构变更和干部管理动作。如果这些内容分散处理,方案即便表面合理,也很难一体落地。
因此,合规设计应当同步嵌入三类关键动作。第一,编制调整方案形成时,同步做用工合规审查,判断人员补充、替代和流转方式是否合法、是否可审计。第二,薪酬优化方案形成时,同步做工资总额预算校验,确认激励强度、分配结构和口径安排是否可承受。第三,涉及岗位优化和干部调整的方案,应同步开展人员安置、程序留痕、任职资格和任职回避审查。这样做虽然增加前期工作量,但能显著降低后期返工和风险暴露成本。
对管理层而言,这意味着改革推进逻辑要发生变化:不是先形成改革方案,再找合规兜底;而是让合规标准成为方案建模的一部分。只有这样,效率和稳健才不会彼此抵消。
3. 数字化合规风控体系建设:把规则变成可执行、可追溯的系统能力
合规如果只停留在制度文本和人工审查,很难适应高频、复杂、跨单位的人效管理动作。尤其在集团型国企央企中,单位多、口径杂、权限层级复杂,靠人工核查很难做到实时一致。因此,合规治理需要系统化。
数字化合规体系至少可以覆盖四类能力:一是规则内置,将派遣比例、工资总额预算、干部任职资格、回避关系等关键规则前置为校验条件;二是自动预警,当某项调整可能触碰边界时及时提示,而不是事后追责;三是流程留痕,使方案提出、会签、审批、调整、执行全链路可回溯;四是审计追踪,为巡视、审计、内控复盘提供完整证据链。
这类能力的意义在于,它把“人要守规则”进一步升级为“系统帮助人守规则”。一旦规则内嵌,企业在人效改革中的试错成本就会下降,改革空间反而会扩大。合规不是拖慢动作的负担,而是让组织有能力持续做正确动作的基础设施。
五、系统统筹——“编制-效能-合规”三位一体的动态平衡框架
当企业分别讨论编制、效能和合规时,往往很难形成合力。真正有效的治理,必须站在集团层面,把三者纳入同一个目标系统、数据系统和流程系统之中。
1. 顶层设计:建立跨部门的人效统筹机制
很多企业推进人效改革时,首先遇到的不是方法问题,而是职责割裂。编制由组织或人事部门管理,效能由绩效或经营管理部门关注,合规则分散在法务、审计、纪检和财务等条线。各部门都在履职,但因为目标口径不同,往往形成局部最优而非整体最优。
因此,集团层面有必要建立类似“人效管理委员会”或跨部门协同机制,对编制规划、人效目标和合规审查实行统一统筹。其核心价值不是新增层级,而是把原本串联在后端的事项前移到同一个决策桌面。只有当编制调整、组织优化、薪酬安排、干部配置在同一框架下讨论,企业才能避免“一个部门推动、多个部门否决”的内耗局面。
2. 数据互通:用统一看板把三类管理语言翻译为同一套决策依据
系统统筹如果没有数据基础,很容易再次回到会议协调和经验判断。编制、人效、合规三套数据长期分散,是很多国企央企的典型痛点。编制台账在一个系统,绩效结果在另一个系统,工资预算、干部信息、审计留痕又分别沉淀在不同模块中,最终管理者只能看到局部事实,无法识别整体关系。
因此,数据互通的重点不只是系统打通,更是口径统一和场景重构。企业需要构建统一的人效数据看板,把编制使用、效能产出、合规状态放在同一视图中,支持一站式观察。例如,某单位提出新增编制申请时,管理者不仅能看到当前缺口,还能同步看到该单位的人均产出变化、历史编制使用率、薪酬预算空间、干部结构状态和潜在合规提示。这样,决策就不再基于单点诉求,而是基于多维证据。

统一看板的真正价值,在于改变决策方式。过去管理层常常分别处理“要不要给编制”“人效为什么没起色”“这项调整是否合规”,现在则可以围绕一组联动数据进行整体判断。数据一旦互通,三类管理语言就有了共同坐标系。
3. 机制联动:建立“编制调整→效能评估→合规审查”的闭环流程
顶层机制和数据平台最终都要落到流程上。若没有闭环流程,前端判断再充分,也可能在执行中失真。因此,企业应建立“编制调整→效能评估→合规审查”的联动审批机制,让任何一项编制变动都必须同时回答三个问题:为什么调、调了能带来什么结果、是否在制度边界之内。
图表2:三位一体联动审批闭环流程

这一流程的关键,不是把审批变得更复杂,而是让每一步都可解释、可复盘。尤其是最后的结果跟踪非常重要。很多企业习惯把改革停留在方案通过时,但真正有价值的管理,是在执行后继续观察人效结果是否兑现、合规风险是否释放、组织协同是否改善。只有形成复盘闭环,编制调整才不会变成一次性动作,而会成为持续校准的治理机制。
红海云总结
回到开篇的问题,国企央企在人效提升中真正要解决的,不是单纯的增员、减员或控费问题,而是在2026年改革收官背景下,把编制、效能与合规纳入同一套治理逻辑。对很多企业而言,这已经不是选做题,而是决定改革质量和经营韧性的必答题。
结合前文分析,面向国企HR管理者和改革推进部门,至少可以把行动重点落在以下五点:
- 先重构认知,再设计动作:不要把编制看成单纯限制,把合规看成被动审查,把人效看成减员指标。红海云所承接的管理逻辑,应是三者协同而非彼此对冲。
- 建立分层分类的编制评估机制:区分战略编制与运营编制,用业务价值和组织阶段决定配置逻辑,而非沿用历史口径。
- 用指标体系替代经验判断:围绕财务层、运营层、过程层建立人效指标体系,让“国企人效怎么提”从口号变成可测量、可下钻、可复盘的管理闭环。
- 把合规前置到方案设计阶段:用工、薪酬、干部管理三类风险应在方案形成之初同步审查,避免后期返工和制度性风险暴露。
- 以数据驱动系统统筹:借助红海云这类一体化系统能力,推动编制数据、人效数据和合规数据互通,形成从审批到执行再到复盘的完整闭环。
人效提升不是一场减人运动,而是一次组织能力重塑。只有将编制有据、效能可量、合规可控真正落到机制、数据与系统之中,国企央企才能在改革深水区保持效率与稳健并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