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行业资讯
INDUSTRY INFORMATION
在北京的一场用工算法和劳动保障协商恳谈会上，外卖骑手的一句“雨天平台派单太多了，送不过来，也不安全”，道出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在算法管理下的真实困境。这不仅关乎个体安全，更折射出平台经济下劳动权益保障的深层矛盾。近日，多部门联合印发《平台劳动规则和算法协商指引（试行）》，旨在打破算法“黑箱”，真正推动了平台用工治理模式发生根本性转变。
一、打破“黑箱”：平台用工治理的逻辑重构
平台经济的迅猛发展，催生了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货运司机等庞大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群体。数据显示，我国当前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已突破8400万人，作为平台用工的核心管理工具，算法直接左右着劳动者的工作时长、收入水平、劳动强度及订单规划等核心权益。然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套决定千万人饭碗的系统处于企业单方主导的“黑箱”状态，正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王天玉指出，外卖骑手的诉求直指平台用工的核心痛点：算法在商业竞争驱动下呈现出明显的效率优先倾向，从业者因此被动承受过大的劳动强度，用工风险甚至外溢到交通安全等公共领域。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改变平台单方制定规则的局面。
近日，中华全国总工会、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联合印发《平台劳动规则和算法协商指引（试行）》，立足相关劳动法律法规和实践经验，明确了订单分配、收入与抽成、工作时长与休息、时间预估与路线规划、考核与奖惩规定等核心协商内容，并对协商代表产生、协商程序、协议执行与监督作出全流程规范。
2025年，全国总工会已与美团、滴滴、顺丰、圆通、货拉拉等15家头部平台企业推进算法协商工作，这意味着我国平台用工治理正从“企业单方管理”向“多方协同共治”深度转型，为数字经济时代的劳动权益保障筑牢制度根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李长安认为，《指引》的核心价值在于打破算法单方主导格局，推动平台用工从“单向管理”转向“共同治理”。《指引》明确了劳动者在算法管理中的协商者和监督者身份，将工会作为算法协商的核心载体，同时要求平台搭建常态化协商机制，让劳动者的合理诉求能够直达平台决策层，从制度层面保障了劳动者的参与权、表达权。
这种多方协同的治理模式既明确了平台的社会责任，也要求劳动者主动维权，更注重工会等组织的监督作用。因此，平台需要规范劳动强度与工作负荷，将劳动者休息权、健康与安全放在首位，践行“技术向善、以人为本”的原则，杜绝恶劣天气下过度派单、算法倒逼劳动者超负荷工作等问题，同时劳动者也不能片面依赖平台解决所有问题，面对劳动纠纷、工伤等情况，需主动举证、遵循法定程序，积极行使自身权利。
二、从对抗到共治：算法协商的实践样本
“超时扣款压力太大了。”2025年9月，在北京举行的美团配送算法和骑手劳动保障协商恳谈会现场，外卖骑手刘畅的发言引起了在场人员的共鸣。面对骑手的直接反馈，平台方代表当场演示了优化后的时间预估模型，并承诺“超时免罚”机制将全面落地——2025年12月31日，美团全面取消超时扣款制度，上千万名外卖骑手由此摆脱了长期以来的超时焦虑，而随着《指引》的出台，类似的场景将有更为明确的规则指引。
为了让算法协商常态化、制度化，货拉拉平台与司机代表开展了专项算法协商。深圳货运司机桂先生感受到了实实在在的变化：“完成到付订单后，平台多了一笔到付服务费入账，我们的心声被听到了。”此前，他对平台到付订单的运费结算存在顾虑，这也是众多货运司机的共同诉求。在协商推动下，平台最终落地了优化计价规则、增加到付服务费、强化拖欠运费治理、持续降佣等举措，精准回应了司机的合理诉求。
在具体执行层面，货拉拉由公司工会牵头推选司机代表，与算法技术、安全管理等核心部门建立常态化沟通机制，搭建起从省市域到全国的“算法协商恳谈机制”。目前，该机制已在广东、北京、上海等多个省市完成专项协商恳谈，让司机代表能够直接参与平台劳动规则和算法设计的全流程。对此，王天玉分析称，平台用工的任务化特点让从业者因收入目标与竞争需求形成长时间工作的意愿，推高了整体劳动强度。平台依托市场和技术优势掌握定价权与算法管理权，造成用工双方的信息、地位不对称，最终引发权利失衡，而从实践成效来看，算法协商不仅切实改善了从业者劳动条件，更重构了平台规则制定的权力结构，让原本由平台独掌的算法与定价话语权，转变为多方参与的协商共治。
在规则和算法协商过程中，工会代表劳动者介入后，平台规则制定权不再由企业独掌，集体力量推动算法定价从企业效率导向，转向兼顾公平与效率的多元导向。例如，《指引》在工作时长与休息方面作出明确规范，要求平台明确连续最长接单时间等内容，切实防范劳动者过度劳动。货拉拉将该要求融入算法设计，实时监测司机驾驶时长，连续驾驶4小时即进行防疲劳驾驶提醒，从技术层面保障司机休息权和行车安全。
此外，打破算法“黑箱”也是透明化治理的重要一环。货拉拉运营副总监靳威介绍，企业已6次公开核心算法，披露分播单规则、降抽佣逻辑、AI安全防控及判责等内容，让司机清晰知晓算法运行规则。这种做法让算法不再是平台约束劳动者的“隐形规则”，而是劳资双方共同商议、动态调整的“合作公约”，既保障了劳动者合法权益，也能让平台及时掌握一线诉求，优化算法与管理规则。
三、权益保障的前置：破解取证难与规则透明化
作为全国总工会法律顾问委员会委员，北京福茂律师事务所主任时福茂援助过大量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在他看来，《指引》的核心突破，是将算法与劳动规则纳入集体协商，实现维权从“事后个案”到“事先参与”的转变。
此前，平台算法由企业单方制定，劳动者只能被动接受。一旦发生权益受损，维权仅能通过事后个案诉讼、仲裁进行，且多数人因举证难、成本高被迫放弃。《指引》将算法规则、劳动时长、订单分配等核心事项纳入集体协商范畴，由工会或劳动者代表提前与平台沟通博弈，这不仅能从根源上减少劳动争议，也让数字化时代处于弱势的个体劳动者，拥有了与平台抗衡的集体力量。
实务中，证据获取难是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维权的一大痛点——时福茂多次遇到劳动者意外受伤或死亡后，平台页面无法打开、派单记录被删除、合同内容无法查询的情况，导致维权缺乏关键证据。他援助的大学生陈可，在北京某平台注册为兼职外卖骑手，近日送餐途中因交通事故导致腿骨粉碎性骨折，却在申请工伤认定时遭遇了举证难题。时福茂介入后，在手机平台端查到了陈可签署的《自由职业者服务协议》，协议明确约定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公司及合作公司无需承担劳动法律责任。不料保存协议次日，页面便无法打开，若非及时固定证据，陈可的维权将陷入停滞。3月27日，时福茂收到北京市通州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的《受理通知书》，这一案例折射出平台用工领域证据管理的乱象，凸显了明确平台证据保留义务的紧迫性和必要性。
针对这一问题，时福茂建议，在《指引》的基础上，进一步细化平台的证据保留义务。要求平台对劳动者派单记录、劳动时长、薪酬明细、合同协议等核心数据长期留痕，不得无故删除、隐匿，同时明确劳动者的查询权和复制权。让劳动者能够随时掌握自身的劳动数据，从制度层面破解劳动者举证难、维权难的问题，让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维权之路有迹可循。
从法律层面看，2022年修改实施的工会法，明确赋予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参加和组织工会的权利，且不以是否存在劳动关系为前提，这为工会代表劳动者与平台开展算法协商扫清了法律障碍。王天玉认为，数字化背景下，集体协商是确定平台合理劳动条件的关键。自2023年以来，美团先后举办全国骑手恳谈会、区域专项恳谈会等多场协商活动，骑手代表覆盖全国31个省级行政区，形成了常态化的诉求表达与协商渠道，骑手们关于社保和职业伤害保障等诉求逐步落地。
目前，多家头部平台已开展全网或区域集体协商。全国总工会通过蹲点调研对算法协商分层分类精准干预，将集体劳动权向平台经济领域延伸，契合了新就业形态发展的现实要求。王天玉建议，未来还应制定适应平台用工的任务计量型劳动基准，让算法从“控制工具”转变为“保障工具”，明确平台作为灵活就业组织者的保障义务，合理确定任务单价，检测从业者劳动强度与任务总量，并建立平台用工算法知情与集体同意规则，让算法真正成为劳动者权益保障的技术支撑。
结语
《平台劳动规则和算法协商指引（试行）》的出台，并非简单的政策补充，而是平台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调整，它标志着平台用工治理告别了野蛮生长，步入了规范化、法治化的新阶段——多方共治模式的建立，将有助于平衡效率与公平，推动平台经济实现健康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