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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2月底，一封由南通市船舶工业行业协会递交的紧急请求函，在当地工业界引发了强烈反响：面对恒力重工等外市企业的高薪“攻势”，代表招商工业、中远海运重工等龙头的行业协会不得不向政府求助，呼吁出面协调以维护产业人才生态稳定。这一事件不仅暴露了船舶海工领域的激烈博弈，更折射出南通这座城市在产业升级与人才留存之间的深层矛盾。当“中国船谷”开始担忧核心人才失血，当传统优势产业面临系统性的人才流失危机，单纯依靠行政干预能否阻挡市场规律？
一、一纸“求援函”揭开的市场博弈
南通市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在向市工信局发出的请求函中，直言不讳地指出了当前的困境：恒力重工等外地企业正以远超行业常规水平的薪酬，对南通的船舶设计核心人才进行定向挖掘。协会代表的企业阵容颇为强大，包括招商工业、中远海运重工、象屿海装等本地头部船企，这些企业即便拥有央企或国企背景，在面对市场化高薪挖角时，依然显得力不从心。
协会在函件中提到，这种短期内规模化、针对性极强的人才流动，已经直接影响了企业在手订单的交付进度以及技术研发的推进节奏。为此，协会提出了五点建议，包括请求政府出面协调引导回归理性竞争、建立行业自律公约、加强本土人才培养以及建立供需监测机制等。这些建议的核心逻辑，在于试图通过行政手段或行业公约来修补市场失灵，遏制所谓的“恶性挖角”。
然而，这封请求函的出现本身就颇具象征意义。当一家企业或一个行业不得不依赖政府的力量来阻止人才外流时，往往意味着单纯的市场调节机制已经失效，或者说，本地企业在人才竞争中已处于相对劣势。恒力重工之所以有能力开出高薪，根本原因在于船舶海工产业当前的利润空间足以支撑更高的人力成本。南通企业留不住人，并非因为对手“不讲武德”，而是暴露了自身在人力资本投入、发展空间承诺以及产业生态开放度上的长期短板。
更深层次来看，这并非南通船舶行业的孤立现象。从建筑业到电子商务，从乡村振兴到高端制造，南通正在经历一场跨行业、跨层次的人才流失危机。船舶行业的“求援”，不过是撕开了这道旧伤疤的一角，让长期潜伏的痛点暴露在阳光下。
二、“夹心层”城市的地缘经济尴尬
南通的人才困境，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经济结构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作为紧邻上海的“北大门”，南通长期处于上海及苏南地区的“虹吸效应”阴影之下，这种地缘经济学的特征，使得南通在人才争夺战中天然处于一种尴尬的“夹心层”位置。
与苏州、无锡等苏南城市相比，南通的产业生态呈现出明显的断层特征：一方面，这里缺乏一线城市所拥有的高附加值服务业和成熟的互联网平台经济，难以吸引和留住那些追求高薪资、快节奏的高端创新人才；另一方面，当地又存在大量县域经济中的低产能、小规模企业，这些企业往往沿袭传统的家族式管理模式，难以引入先进的发展理念，对年轻专业人才的吸引力十分有限。这种产业结构直接影响了人才的“性价比”计算。虽然南通的生活成本，特别是日常消费低于上海，但在房价收入比方面，南通却并不具备明显优势，甚至相对偏高。与此同时，南通的工资水平与苏州、杭州等城市相比，缺乏足够的竞争力。对于年轻的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而言，留在南通往往意味着要接受相对较低的薪资，同时承担不低的居住成本，还要面对产业单一化带来的职业发展天花板。
与此同时，数据也佐证了这一趋势：2022年度的统计数据显示，南通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应用研究人员数量较上一年度下降了41%。高端人才市场面临的“挤压和虹吸”效应可见一斑，当周边城市凭借更优厚的待遇和更广阔的平台不断吸纳人才，南通如果仅仅停留在“防守”层面，显然无法扭转局面。
三、基础教育强市与高端人才荒的悖论
南通的人才版图中存在一个极具讽刺意味的悖论：这里拥有全国顶尖的基础教育，却同时也是高端人才流失的重灾区。“全国高考看江苏，江苏高考看南通”这句在教育界流传甚广的评价，印证了南通基础教育的强悍实力。然而，这种强大的基础教育体系，在某种程度上却成为了为外地“定向输送”人才的基地，出现这一问题的核心就在于高等教育资源的相对薄弱：由于本地缺乏足够多的高水平大学，大量在基础教育阶段脱颖而出的优秀学子，在高考后纷纷流向南京、苏州、上海等高校资源丰富的城市求学。一旦学子们适应了外地的生活环境并建立了社交网络，回乡就业的动力便大幅减弱。
相关统计数据显示，南通籍高校毕业生回通就业率仅在40%左右，而研究生的回通就业率更是不足5%。这意味着，南通花费大量基础教育资源培养出来的顶尖生源，绝大部分都留在了外地，为其他城市的产业发展做贡献。与此同时，南通还面临着严峻的人口结构老龄化挑战，劳动年龄人口占比低于全省平均水平，且呈现出持续下降的趋势。制造业招工难、新兴产业吸引力不足，这些问题与人口结构的变化相互交织，形成了一个难解的结。基础教育的优势未能转化为人才红利，反而因为城市能级和产业结构的限制，导致了“越培养、越流失”的尴尬局面。
四、产教融合中的“囚徒困境”
面对日益凸显的人才缺口，南通并非没有采取行动，却在推进产教融合的过程中遭遇了典型的“囚徒困境”：2024年9月，南通市教育局在答复政协提案时，就曾坦承过这一现实困境，然而在市场化的环境下，企业普遍存在一种顾虑，即如果投入大量精力与财力进行校企合作培养技能人才，最终这些人才却不能为企业所用，或者直接流失到苏南等薪资更高的地区，那么企业的投入就变成了“为他人作嫁衣裳”。出于这种风险的考量，本地企业往往不愿意在人才培养的早期阶段进行深度投入，更倾向于直接从市场上招聘“现成”的人才。
另一方面，职业院校也有自己的苦衷——基于教学管理的规范性、学生安全责任以及绩效考核指标等多重因素的考虑，学校在与企业开展深度合作时往往持谨慎态度。这种双向的观望与不信任，导致南通的校企合作大多停留在签署协议或劳务用工的浅层层面，难以深入到课程体系开发、教学方式改革以及实习实训基地建设等核心环节。这种局面导致了一个恶性循环：本地培养能力不足→企业依赖外部引进→企业不愿投入培养→人才供给进一步萎缩。当企业把人才培养视为高风险投资，当学校把产教融合视为额外负担，整个区域的人才供给体系便失去了造血功能。
五、从“防挖角”到“筑巢引凤”的路径重构
回到船舶行业协会的请求函，其所提出的政府协调、自律公约等建议，本质上都是在试图通过行政或非市场的手段来构建防御壁垒。这种做法在短期内或许能缓解焦虑，但绝非治本之策，因为恒力重工的高薪之所以能轻易撬走核心人才，根本原因在于这些人才在本地长期面临着薪资停滞、晋升通道狭窄以及创新环境不足的问题。如果南通不能提供具有市场竞争力的薪酬体系、完善的职业发展通道和开放包容的创新生态，仅靠政府“打招呼”或行业“约架”来阻止人才流动，无异于缘木求鱼。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南通的人才政策存在“重引进、轻留存”“重高端、轻基础”“重政策优惠、轻生态营造”的倾向。当周边的城市已经从粗放的“抢人大战”转向精细化的“留人生态”运营时，南通如果还停留在传统的招商引资思维和简单的补贴策略上，显然难以跟上步伐。为破解这一困局，需要一场真正的人才战略革命，而这要求城市管理者从基础教育“为他人作嫁衣”的惯性思维中跳脱出来，转向高等教育的“筑巢引凤”，通过引进和共建高水平大学来提升本地的造血能力。同时，企业也必须从“用人防流”的被动防守转向“养人留心”的主动投资，通过提升内部管理水平和员工价值感来增强粘性，与此同时政府则更需要从“政策抢人”转向“生态留人”，在营商环境、城市文化、产业结构升级等维度进行系统性变革。
结语
船舶行业协会的这封“求援信”应当被视为一记警钟，而在长三角一体化深入发展的今天，人才流动早已突破了一城一池的界限，行政力量无法阻挡市场对人才资源的优化配置。与其担忧外市企业的高薪挖角，不如深刻反思为何本地留不住人；与其请求政府“制止挖角”，不如主动提升本地产业的附加值和人力资本回报率。
今天的船舶设计人才流失，如果得不到有效遏制，明天可能就是生物医药、智能制造、数字经济等关键领域的全面失血。留住人才，从来不是一个行业、一家企业、一纸公文就能解决的简单问题，它需要整座城市在产业结构调整、教育布局优化、营商环境改善以及城市文化重塑上的共同努力——正视挑战，承认不足，并以刀刃向内的改革魄力破解人才困局，南通才能在长三角发展的浪潮中真正实现从“造船大市”到“人才强市”的跨越，让“中国近代第一城”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续写辉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