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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人才话题越热,越容易被“技巧”和“口号”淹没。现实是:数字化加速、产品软硬融合、速度经济崛起,正在改变企业创造价值的方式,也改变知识型员工对组织的期待。越优秀的人才,越在意工作的意义、舞台与规则是否匹配。把人“招进来”只是开始,能否让人才持续贡献高价值,考验的是机制、文化与管理者的基本功。
一、环境变了:产品更“软”,迭代更“快”,管理假设要更新
数字时代的一个显著特征,是有形产品与无形能力加速融合。很多终端硬件逐步成为数据采集、处理与输出的智能载体,万物互联让产品的信息密度不断上升。同质化压力加大时,硬件本体的价值相对走低,差异更多来自设计、软件、算法、交互与服务体验——本质上来自“脑力密集”的投入。
与此同时,速度成为新的竞争边界。信息传播以秒计,变化呈加速度扩散,企业经营面临更强的不确定性:使命与战略行动、决策与执行、研究与开发之间的时间间隔被压缩,很多工作不得不快速迭代、并行推进。组织越靠近前线,越需要用脑决策;岗位边界越模糊,越需要高密度的专业判断与协同能力。
这些变化共同指向一点:传统“工业化大规模管理”的人才机制,需要向“创造力驱动”的机制升级。
二、优秀人才最在意的,是工作意义带来的成就感
对知识型员工而言,工作不仅是谋生,更需要心理满足与价值确认。成就与成就感往往要同时成立:物质激励提供基础,精神激励决定持续性。越优秀的人才,越不愿把自己放在“只为钱而战”的情境里;他们需要看到自己解决了什么痛点、创造了什么价值、承担了什么责任。
因此,事业平台与员工之间更像相互成就:平台放大个人价值,个人反过来推动平台承担更大的社会责任。使命若只停留在自我标榜,难以形成长期吸引力;能被外部认可的价值取向,才更容易成为高端人才的“心理锚点”。
一些全球企业的做法很具代表性。谷歌提出的使命是“整合全球信息,使人人都能访问并从中获益”,它更接近道德目标而非商业指标,长期起到方向指引作用。技术型组织还绕不开伦理问题,谷歌曾明确强调“不作恶”,当价值观调整时也会在内部引发强烈讨论。技术本身中性,使用方式决定其社会后果;越重技术的企业,越需要让技术人才看到边界与原则,否则人才会在“能做”与“该不该做”之间反复拉扯。
对企业而言,文化建设往往不是“规模大了再做”的选项。人才密集型组织越早把初心、使命与底线讲清楚,越能减少后续的管理摩擦与价值冲突。
三、人才不是“养出来”的:要敢用、会用,还要趁早用
很多组织的人才短缺,并非“队伍不行”,而是“用法不对”。当权力与责任过度集中在创始人或少数高层手中,团队被长期当作“手脚”而非“大脑”,久而久之就只剩执行,不再思考;责任也会持续上移,成员自然缺乏主人翁意识。这样的系统很难“长出”人才。
更有效的路径,是把人才放到真实战场:授权其承担结果责任,让其在压力、挫折与复盘中形成能力闭环。高薪空降人才难以成功的常见原因之一,并不是职业素养不足,而是进入组织后“无处使力”:权责不清、舞台受限、决策链条过长,最终成就感被耗尽,只能离开。
在用人节奏上,尽量趁年轻用人才也有现实意义。年轻人可塑性强,受挫成本相对低,更敢冲锋;而当年龄上去,很多人更倾向“别出错、保位置”,组织也容易失去锐气。与其把希望押在“培养万能型干部”,不如把企业的责任放在搭建舞台、划定红线、设计机制上:谁在台上打得好,谁就被看见、被选择、被托付更大责任。
四、把资源前置:招聘与面试,决定组织未来的人才上限
在人才管理投入结构上,招聘与面试不是“事务性环节”,而是核心竞争力。谷歌的研究结论是,把人才管理约60%的资源前置到招聘与面试阶段,产出效率更高。逻辑并不复杂:入口质量决定中层供给,中层供给决定高层梯队;基础选错,几年后就会体现在干部断档上。
现实中不少企业恰恰把最薄弱的力量放在入口:用经验不足的人员把关关键岗位,管理层投入有限,导致“招进来再慢慢看”的机会主义频发。数字时代的人才流动性更强、优秀人才之间连接更紧密,雇主口碑传播也更快;一次错误的招用体验,代价可能远超当期薪酬成本。
有效的做法,是把面试官与评估体系“高配”:由资深业务负责人或高管深度参与关键岗位面试,建立专家赋能体系;同时持续做人才地图,清楚行业“明白人”在哪、稀缺能力在哪、潜在合作与引进路径在哪。优秀人才还有“同类吸引”效应——候选人往往会问:未来要和谁共事?团队是否足够强?组织能否吸引强者持续汇聚?
五、承认幂律:关键少数创造大价值,激励与配置要匹配
进入知识经济后,人才产出更容易呈现指数效应:关键少数能贡献绝大部分突破性成果。软件行业常被提及的经验是,少数人写出了绝大多数好用的软件。全球企业的“天才计划”也是顺势而为:三星提出“天才可以养活十万人”的比喻,谷歌的人力资源负责人拉兹洛·博克提到,一个最优人才可以胜过300个普通人;华为也提出天才计划,并学习谷歌“罗马军团”式的精兵强将模式。
这对组织意味着两件事:第一,人才结构不能只看“人数规模”,更要看“脑力密度”;第二,薪酬与激励要能反映绩效的幂律分布,适度拉开差距,把资源向顶级贡献者倾斜。平均主义在稳定时代尚可维持,在创新密集时代往往会抑制真正的高价值创造。
与此同时,岗位标准也要从“胜任”升级到“超越胜任”。谷歌有“杀鸡要用宰牛刀”的用人哲学:不是满足合格,而是用更强的认知密度和行动密度形成降维优势。所谓“大材小用”,只要是围绕客户痛点、体验提升与价值创造,就是有效功;关键在于机制是否让强者愿意在“看似小事”上做到极致。
六、创新不是随性:才华要有堤坝,聚焦才能转化为商业成果
关于创新,组织里常见两种误区:一是把创新想象成灵光乍现;二是认为只要足够自由就会自然涌现。德鲁克在《创新与企业家精神》中强调,创新需要系统知识、持之以恒的努力与有组织的纪律投入,它并非只属于天才。
对企业场景而言,创新必须与目标、时间、成本与收益约束相匹配。个人兴趣可以被尊重,但组织不能长期发散到“小玩意”的兴奋点上。资源有限的中小企业更需要聚焦,在不对称优势领域做深做透;规模变大后,可以提高探索比例,但顶层仍要控制节奏与边界。
对个体也是一样:广泛涉猎有价值,但若长期浅尝辄止,容易“什么都懂一点,什么都不精”。能在一个方向上十年磨一剑的人,往往更容易形成可复用的硬能力与持续输出。
七、识别与发掘:能把“潜在冠军”找出来,才是真本事
很多组织把注意力放在“挖大牛”,忽略了更低成本、更低风险的能力:在现有人群中识别“冠军相”。优秀企业常见三类关键角色:开明领导、明白人、敢打敢冲的年轻人。年轻人群体里可能藏着真正的“大鱼”,连本人都未必意识到,关键在于领导者与人才部门能否发现并给到舞台。
识别人才并不总能依赖标准化素质模型。制度更容易筛选“乖孩子”,得到的是缺点不明显的平均型;而杰出人才常常棱角分明,优点越突出,短板也越刺眼。组织设计需要容纳不同成长曲线:既要“之字形”的稳步成长通道,也要“火箭型”的破格提拔机制,给极少数高潜人才以更快的责任跃迁。
企业最稀缺的一类人,往往带有企业家精神:能在不确定中找路径、能整合资源、能对结果负责。对这类人,更需要长期主义的耐心与机制性托举。
八、尊重常识:真正的人才通常不便宜,但“便宜的人”可能更贵
不少CEO都有类似体感:总想招“便宜且好用”的人,最后发现代价更高。常识很朴素:好东西通常更贵。即便偶尔在早期“慧眼识珠”用较低成本获得了人才,当其能力被验证、外部报价出现,长期低回报也会带来心理失衡,文化很难永远抵挡显著的薪酬差距。
关键不是把高薪当成本,而是建立“高薪—高绩效—高压力”的匹配关系:拿到更高回报的人,必须承担更高目标与更硬结果;企业也要反思“人不值钱”的判断是否源于识别错误、配置错误、授权不足。对老员工的情感与公平诉求,也不必用压低新人的方式解决——可以通过中长期激励、共同成长收益分配来平衡新旧矛盾,把利益一致性拉回到更长周期。
另一个经常被忽视的事实是:优秀人才往往是在“交学费”中成熟的。组织若不能容纳合理试错、不能把失败当作成长成本,很难沉淀真正的高手。
九、“外行”与“内行”:在不确定与变革期,经验可能既是资产也是束缚
“外行能不能领导内行”没有标准答案,要看行业阶段与组织任务。新行业兴起或爆发期,所谓“业内经验”未必成熟;真正可迁移的,往往是组织建设、变革治理、体系搭建与关键战役经验。
经典案例并不少:阿里巴巴在快速扩张阶段引入关明生,来自通用电气医疗器械业务;IBM在困局与时代转换中由“外行”郭士纳带领变革走出低谷。底层逻辑在于:当组织需要从乱到治、需要体系化与规则化来支撑规模增长时,跨行业的变革能力可能更稀缺、更关键;而老体系内部的既得结构与路径依赖,反而可能拖慢转型。
同时,谷歌与华为等实践也提示:一个人“半生不熟”的阶段,往往最具创新锐气。面对长期无解的问题,向团队引入聪明、善学、敢冲的新人,可能带来出其不意的突破——但前提是,这些新人必须强自驱、能快速学习,并在明确边界内承担结果责任。
十、拼到最后:体力与意志力,决定组织能否穿越压力周期
事业像马拉松,关键时刻比的不仅是智商,更是逆商与意志力。挫折、压力、意外事件不可避免,领导者一旦灰心,组织很容易垮掉。意志力的塑造并不抽象,往往落在三件具体事上:
第一,体魄是底座。极限谈判、关键会议、连续作战,拼到最后常是体力与精力的较量。很多优秀企业重视运动与健身,本质是在为关键节点“顶得住”做准备。
第二,失败经历是必要学费。没有摔打、没有犯错、没有压力情境历练的干部,一旦遇到“大坎”更容易动作变形。
第三,训战结合与极限施压能锻造韧性。把看似不可能的任务拆解为可执行目标,建立清晰的优先级与生存底线,让团队在极端条件下回到第一性原理,反而更可能逼出新路径。
结语
人才机制的升级,不是把旧做法“数字化”,而是承认时代变了:价值创造更依赖脑力密度与快速迭代,人才对意义、舞台与规则的敏感度显著上升。对企业与HR而言,最值得投入的不是更多口号,而是把使命与底线讲清楚,把招聘与面试高配前置,把权责真正下放到能打仗的人手里,并用差异化激励承认幂律现实。越优秀的人才,越会用脚投票;组织能做的,是让他们在这里做的事更值得、更能成事。





























































